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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票号存百年:极盛时兑白银5亿两控全国金脉

  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前日北京所传,玩AG最好什么时间玩。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1823年,山西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北京分号经理雷履泰向东家李大成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能否把颜料庄关掉,转而从事一项名为票号的生意。

  雷履泰是从一个顺手人情中发现的商机。西裕成是当时京城内最大的颜料商,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向东家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一家专营汇兑的金融性机构。李大成很有一点冒险的精神,他觉得此计可行,便出资30万两,雷履泰附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当时他们可能并不会预料到,正是这个票号业务,让晋商再放光芒。

  雷履泰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

  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银两的10个数目为“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漏,在票号由盛而衰的近一百年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冒领事件,可见其制度之有效。根据票号规则,汇票在兑付后当即焚毁,因此没有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流传下来。

  晋商的商业嗅觉非比寻常,当然不会让日升昌独享其利。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当机立断,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比邻,仅隔一墙。

  在李、侯两家的引导下,平遥先后出现了22家票号,他们在全国各商埠设立分号400余个,涉及城镇77个,极远之处,北边到了包头、张家口,西边到了迪化(今呼和浩特)、凉州,南边到了香港,构成一张无远弗及的金融网络,号称“汇通天下”。

  中国诞生股份合伙制企业是在商业繁荣的宋代——史称“合本”,比西方早了五百年左右。到了票号出现后,晋商在经理人的股权激励制度上又有创新。

  其一是股俸制。票号从日升昌开始,就设立了“以股分俸”的制度,每个票号无论独资或合资,都要将资本按一定单位额划分股本,以此为分红的依据。这一股份安排及权责设计已与后世的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公司非常相似。

  其二是顶身股。每个票号都根据掌柜、管事、伙计的才能及表现,确定其在企业中拥有的股份份额,以此参与年终的分红,是为“顶身股”,在利益分配上,“顶身股”与实资的“财股”为同权同利。惟一不同的是,顶身股不得转让,拥有者去世后,东家一般仍在一定时间内照旧给予分红,称“故身股”。这一制度近似于后世的经理层分红权激励。

  山西票号是中国工商业进入19世纪之后的最后一次重大创新。票号的出现以及富有新意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让晋商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地区一举替代被徽商控制了上百年的扬州,俨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200余米、宽5.1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成了帝国的金融心脏,堪比后世的“华尔街”。

  极盛之时,山西票号汇兑银两总数约在4至5亿两,实际控制了全国金脉。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晚清的金融业由北方的晋商票号与南方的江浙钱庄所分享,其中,票号掌控了国库和省库,钱庄则控制了道库和县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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